农村社工该不该回应村民的生计需求？
嗯，这篇的标题其实是：社工介入生计，是使命驱动而不是问题驱动。
谁也没想到，一个社工的工作竟然是卖东西。
之前有同学来机构实习，到了城市的岗位上，总是会问这样的问题：打包、卖东西，跟社工有什么关系？为什么我的专业实习是干这个？
之前我们的说法大概是这个逻辑：
生计是不是村民的基本需求？是，这是一个很基本的现实。
社工要不要回应村民的需求？要的。
怎么回应？城乡合作。
那我们打包、卖东西，是不是做城乡合作，是不是社工的应有之义？
结果往往是实习生一脸呆萌：老师你说得太对，我竟无言以对……
其实不光是实习生会有这样的疑问。老司机也会想不通。
我的朋友圈总是转发村庄的产品广告。有天，有位很认同的我们工作的行业推动者语重心长地对我说：能不能别总是发卖东西的广告？你是社工啊！你这样不会把机构和行业的形象搞坏吗？
老湿，您也太看得起我了吧？我还能代表一个行业的形象了？
所以，我后来还是发。一直到他再次提出这个问题、已经从语重心长变成了“怒其不争”，我只好悄悄地向他屏蔽了朋友圈，以免影响我们的友谊。
我其实是不想变成朋友圈里的微商的。有情怀的微商，也还是个微商啊。
我也不想只是从需求出发去论证——这样显得还是被逼上梁山。有点惨烈了。
我想说的是，卖东西、介入生计，它就是农村社工的使命啊。
我们大概是在十来年前面临这个艰难的决定：要不要介入村民生计问题？
曾经，面对村民的需求，我们还缩在社工的龟壳下：这也不是社工擅长的活啊！这个事太难了。
在村里，对生计的关注极难跳脱主流的经济利益追求，一讲到生计，很多事情都容易变味。所以，生计项目一方面固然可以激发村民参与，但同时也带来组织关系利益化和复杂化、村民参与表面化、意识认同向度单一化等风险。当一个组织的生计方面有所起色，最大的考验往往不在生计相关的事务方面，而在组织关系、村民意识等方面。这使得我们谈到生计时总是很谨慎。
而且，我们的生计介入不能只考虑村里的生产改善（引入新品种、技术培训等），同时也要预判甚至是介入市场端。大部分的生计项目都体现为产品，而产品就面临销售的问题。不管是现在一些同行讲的“价值链”介入，还是越来越多人讲的城乡合作，都是介入产销全流程的做法。我们自己是一直以来都没有建立足够强大的农村生计支持网络，因此对于讲生计也是没有底气的。
十年之前，我们也是被逼上梁山——一直以来，我都是这样理解、这样说的。
村民确实面临这样的问题，作为社工怎么能不回应？在我们的发展历史中，这种“被逼迫”的态度更是通过对机构转型的表述得以呈现和强化：村民大规模外出打工，以“用脚投票”的形式宣告我们从文化角度切入的另类发展实践暂告一段落，我们在村里面临是否还要做下去的挑战，通过一段时间的挣扎和思考，并最终走上“城乡合作”的道路，实现了机构整体项目框架的转型。
这应该算是现实情况。所以这样说，并无大问题。
但是到了最近几年，看到越来越多关注农村的同行都回归到生计方面的尝试，”需求驱动“、“问题驱动”的讲法越来越强势的时候，我想，还是要讲一讲介入生计的另一层意义，应该也是最根本的意义。
需求驱动、问题驱动的说法会极大地突出回应需求和解决问题的手段和工具的重要性，而忽略了手段和工具背后的东西。
举个栗子，生态农业。在农村关注生计，很容易走到生态农业的路上。但是，生态农业只是触碰到了人与生态的关系，而丝毫不妨碍常规农业中的生产关系形态（人与人的关系）。从生产关系来说，生态农业与常规农业的区别，大概也就是工厂老板在流水线上用机器人与雇佣工人的区别吧——没有任何区别。只是用了不同的技术，提供了看起来不同的商品，可能有些不同的营销方法，但这些变动没有涉及到村庄里的人的关系改变，就像工厂老板与工人的关系没有改变一样。绿色资本主义与工业资本主义，都是资本主义。
所以，我们很容易忽略这些问题：
谁在从事生态农业？新农人、普通小农与合作社有区别吗？谁在参与和决定这个事？
谁真的从这个新型产业中受益？一个村民还是一群村民，他们在村庄里是什么样的人？
生态农业有代价吗？谁在承担？有失地农民吗？
做生态农业的人之间，是什么关系？合作社里有没有大户和普通社员？农场里有主人和雇工吗？
生态农业成功之后，跟村庄有什么关系？这个新型产业和以前的产业对比，有反哺村庄吗？是整村发展的新出口吗？
而这些问题，才是关注农村发展的人要去真正思考的问题。
以上只是用生态农业举例。
我非常支持生态农业。我就是协助村民发展生态农业、又卖生态农产品的，嗯，要生态大米和健康零食的可以找我。。。
生态农业非常适合做例子，是因为它本身蕴含了进步的因素，比如对人与生态的关系的新视角。问题是，这些进步因素往往会成为我们推动它的唯一理由或表面原因。
生态农业带动了值得瞩目的返乡高潮，产生了许多明星人物，但很可惜，这些人主动创建普通小农都可以参与、决策和受益的体系，并带动整村发展的案例，实在太少。按照常规商业逻辑运作的生态农业产销体系，其实正是需要不断把普通小农甩出轨道、才能尽快建立一套稳定的生产、品控、物流和分销系统。因为生产关系没有任何变化，做决策的还是那些人，只不过他们从其他投资转到了生态农业的领域。
只有把生态农业当做普通小农发展合作经济的切入点，它才有可能成为农村发展的新动力。也就是说，发展生态农业必须以合作经济为内里，必须要有助于建立新的生产关系。
我们要重新认识生计。
以前生计总是被表述为问题和需求，好像和其他需求没有太大区别。作为社工，无非就是想办法去回应呗。
但是，生计是根本的，是村庄的根基，是整个生活世界的根基。生计背后所附着的人与人的关系（生产关系），是最根本的人与人的关系 。只有当我们介入生计的时候，我们才有可能从根本上搅动和重建一个村庄里的人与人的关系。农民通过互助生产、合作经济等形式组织起来，才有可能建立一个普通小农都可以参与、决策和受益的经济体系，才能够真正带动整村发展。而这种经济体系上的变化，又必然导致村庄权力结构的变化，使组织起来的小农能够参与乡村治理，主导村庄的发展。
即，介入生计，是对村庄根本的重塑，可以引起村庄全面而深刻的变革。
而一个个村庄的变革、社区的变革，必然引起整个社会、乃至全球体系的变革。
这是自下而上的改变的路径。也是社工的使命。
那么，文艺队不也是在改变人与人的关系吗？村规民约的修订，能不能达到相同的效果呢？
文艺队从生活层面把人聚集起来，作为农村工作的”起手式“是很厉害的，但这种层面的合作关系始终是不稳定的。它还不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无法给人真正的自主意识和参与感，也无法承担带动整个村子的重任。它始终会面临是否要深化为生产层面的合作的选择。
而类似修订村规民约这样的制度与意识层面的变革，自有它的深刻之处，但也有它触碰不到的地方，比如生产，也并不一定会激发合作。村庄的风气可以为之一变，但却仍然可能面对空心化、贫富分化的情况。制度与意识层面的变革非常重要、也非常困难，而且生产层面的合作也一定需要配合以意识变革的工作。但是，没有生产层面的合作，意识的改变就始终是片面的、漂浮的。
要重建整个体系，各种敲敲打打是需要的，但我们更要直面核心、一针见血。
因此，虽然生计方面的需求是切切实实的需求，但我们却不能仅仅把它当做需求来看待。它是进入全新未来的入口。
以后，再也不要说我们是被逼的，是因为要回应需求、解决问题才去介入生计。
不是。它就应该是我们自找的，是我们要从一村工作走向全球之工作的使命所在。
社工介入生计，是使命驱动，而不是需求驱动或问题驱动。
嗯，想通了这一点，我终于可以心安理得地去卖货了。